40年前，農村改革拉開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序幕。四川作為小平同志的故鄉和農業大省，在農村改革中始終走在全國前列，作出了積極貢獻。在改革開放40周年之際，總結回顧我省農村改革的風雨歷程、成就經驗，謀劃展望新時期農村改革任務，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壹

　　40年間的風雨歷程

　　40年間，我省農村改革可圈可點的事情很多，僅從制度構建角度，重點包括以下10個方面。

　　1 建立家庭承包責任制

　　1978年2月省委明確提出，生產隊可以組織作業組，實行定額管理，建立定人員、定時間、定任務、定質量、定工分、超產獎勵的“五定”生產責任制。同年10月，省委對廣漢縣金魚公社實行“分組作業、定產定工、超產獎勵”的生產責任制給予充分肯定，并以省委辦公廳工作簡報印發各地推廣。這是我省發出的第一個突出“包”字（包工包產到作業組）并要求全面推廣的文件。

　　1979年3月15日的《人民日報》對包產到組和分田到組的做法進行批評后，引起各級強烈震動。對此，省委及時發出電話指示，明確政策沒有變，穩定了廣大干群情緒，保證了農業生產責任制健康發展。同年11月，省委印發的《關于進一步落實農村經濟政策使生產隊逐步富裕起來的意見》明確提出，少數后進隊和窮隊可以實行包產到作業組搞“四固定”；生產隊一些多種經營項目，可以包產到專業組、專業戶、專業人員；有條件的生產隊還可以劃出一部分零星、邊遠或瘦薄地，按常年產量包到戶經營。這是在省委正式文件中第一次提出“包產到組”和“包產到戶”。之后，各地便出現包產到戶和“水統旱包”等責任制。1981年2月，省委提出3種不同類型的地區可分別采取3種不同辦法：條件好的地方，主要實行大田包產到組；長期貧困落后的地區，放手搞包產到戶或包干到戶；中間狀態的地區，推廣聯產到勞和“水統旱包”責任制。在貫徹執行中，各地普遍搞起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當年底，全省實行以戶營為主責任制（包括包產到戶和包干到戶、聯產到勞）的生產隊達到84.4%。

　　1982年中央1號文件肯定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省委明確提出，完善穩定農業生產責任制的重點應放在包產到戶、包干到戶這兩種責任制上。廣大群眾認為包干到戶簡便易行、利益直接，“除了國家的，留夠集體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于是包干到戶成了主要形式。到1984年3月，全省實行包干到戶的生產隊達到99.5%，基本上全面實行了包干到戶。

　　2 改革人民公社管理體制

　　為適應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普遍推行新形勢，我省也相應對原人民公社“政社合一”和“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舊體制進行了改革探索。

　　1979年9月，廣漢縣委在向陽公社進行了政、社工作分開試點，把公社干部分成行政、農副業、社隊企業“三個班子”，這一改革得到省委肯定。1980年5月，廣漢縣委進一步在向陽公社進行人民公社體制改革試點，實行黨政分工、政企分開；撤銷“廣漢縣向陽公社管理委員會”，恢復建立“廣漢縣向陽鄉人民政府”，成立工業公司管理企業。同年6月18日（由于時間久遠、檔案缺失，掛牌時間還有另外的說法）正式掛上“廣漢縣向陽鄉人民政府”牌子，摘下“廣漢縣向陽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牌子。取消人民公社后，該鄉成立鄉黨委、鄉人民政府和農工商聯合公司；生產大隊改為村；生產隊改為獨立核算、自負盈虧的集體經濟組織——農業合作社。這一改革很快在全省和全國展開，確立了我國農村基層政權的新體制，并載入《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1983年初，省委明確要求，在大隊、生產隊一般不動的前提下，實行政社分設，以社建鄉，選舉鄉政府。到1984年底，全省撤社建鄉工作基本完成。

　　3改革農產品流通體制 　　1978年以前，國家對絕大多數農產品實行統購、派購和議購，以及獎售、換購和加價收購等政策，農產品由國有單位統一經營。改革開放后，省委、省政府逐漸推進農產品流通體制改革。一是改革流通渠道，從1980年就開始探索打破商業領域獨家經營局面，開辟和發展多種流通渠道，逐步改變了國營商業和供銷合作商業封閉式統購包銷的局面。二是改革購銷制度，1979年將83個統派購品類減為43個，1983年、1984年又減為18個、9個，1985年取消了農產品統派購制度。三是改革價格機制，從1979年起，采取多種形式陸續提高了糧食、棉花、食油等重要農產品收購價格；從1985年起，除糧食、油料、棉花、煙葉和蠶繭等仍由國家定價統一收購外，其他農副產品價格全部放開。

　　由于糧食特殊性和國有糧食部門制度慣性，糧食購銷體制改革較曲折：1979年到1984年，主要是提高收購價格；1985年到1991年，主要是用合同定購取代糧食統購，實行合同定購和市場收購“雙軌制”；1992年到1997年，主要是放開糧食購銷價格，取消糧食統銷和定量供應，糧票退出歷史舞臺；1998年到2004年，主要是推進糧食購銷市場化改革；2004年以后，全面放開收購和銷售市場，并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對稻谷、小麥實行最低收購價政策，對油菜籽實行臨時收儲，同時加快國有糧食企業改革。

　　4 大力發展鄉鎮企業

　　鄉鎮企業，1984年前被稱為社隊企業，1984年中央決定統一改稱為鄉鎮企業。1977年后，四川鄉鎮企業迎來蓬勃發展時期，出現“三個春天”和兩次波折。

　　1977年4月，省委批準組建“四川省社隊企業局”。1978年省委作出《關于加速發展社隊企業的決定》，確定由省長兼任省社隊企業局局長，各地政府一把手兼任社隊企業局主要領導；決定將二輕局與社隊企業局合并，把在農村的5375個二輕企業、15萬名職工及5.4億元資產劃歸人民公社管理。1978年，全省鄉鎮企業總產值達29.17億元，比1976年增長了4.2倍，迎來了第一個春天。

　　1980年下半年，國務院要求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和整頓。指責鄉鎮企業“與國營企業爭資金、爭原料、爭市場”“以小擠大、以土擠洋、以落后擠先進”“搞亂了物價、沖擊了市場”等輿論四起。隨后，一系列限制措施出臺，不少鄉鎮企業被迫下馬，出現連續3年的緩慢增長。此為第一次波折。

　　1984年4月中共中央發出4號文件，明確進一步發展鄉鎮企業的方針，糾正了不適當的限制措施，并決定把“社隊企業”統一改稱“鄉鎮企業”。省委作出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的決定，要求放開手腳，闊步前進。1987年小平同志對鄉鎮企業“異軍突起”的贊揚，給予鄉鎮企業發展新的鼓舞。1988年全省鄉鎮企業總產值達404.68億元，在1986年的基礎上又翻了一番。這是第二個春天。

　　1989年到1990年，國家對國民經濟實行治理整頓，加強宏觀調控。鄉鎮企業普遍面臨資金緊缺、能源緊張、原材料漲價等新的困難，發展速度明顯減緩。此為第二次波折。

　　1991年根據江澤民同志關于“鄉鎮企業是中小工業的主體”談話精神，省委、省政府出臺《關于進一步大力發展鄉鎮企業的決定》，鄉鎮企業發展進入第三個春天。2005年底，全省鄉鎮企業達144.91萬個，實現總產值5663.14億元，比1990年增長10.5倍。

　　但鄉鎮企業也普遍存在產業結構不合理、經營效益低及產權不清、管理粗放、污染嚴重、資源浪費等問題，隨著企業改制、產業升級和治污力度加大，曾經的鄉鎮企業最終匯入四川工業經濟的巨大洪流。

　　5 開發農村勞務經濟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行，極大解放和發展了農村生產力，農村勞動力出現大量剩余。1981年，全省有3800萬個農村勞動力，其中1500多萬個剩余勞動力需要尋找出路。當時的計劃經濟體制和嚴格的戶籍政策，極大地限制著農民進城和跨區域流動。為突破禁區，1982年省委指示，允許新都縣農村建筑隊在成都市商業街為省委機關修建一幢宿舍，作為試驗。試驗效果很好，為農民工進城、發展勞務輸出打開了一個出口。

　　1985年省委明確提出，允許農民進城辦廠開店，搞第三產業，搞勞務輸出，隨后又專門印發《關于積極開拓以農村建筑業為主的勞務輸出的意見》。1992年省上成立勞務開發領導小組和勞務開發辦公室。從1992年到1995年，農村勞動力轉移輸出人數由857.8萬人上升到1198萬人，出現了農民工出外闖蕩的熱潮。

　　新世紀以來，省委、省政府一面抓好勞務輸出，一面加強勞務技能培訓，每兩年召開一次勞務工作會議，并對先進集體、個人進行表彰，我省勞務經濟增長加快由數量型向質量型轉變。到2017年，全省農村勞動力轉移輸出達2504.9萬人，農民勞務收入達4144.2億元。

　　6 改革農村稅費制度

　　長期以來，我國農村實行稅費并存的運行機制，農民除向國家繳納農業稅外，還負擔著各種各樣、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雖然省委、省政府對農民負擔問題三令五申，但是各種集資、收費和攤派仍難控制，農民負擔久減不下，不僅挫傷了農民生產積極性，而且影響基層干群關系和農村社會穩定。黨中央、國務院決定對農村稅費進行改革。

　　2000年5月，省委、省政府在雙流、安縣、萬源三縣（市）啟動農村稅費改革試點；2002年又將試點范圍擴大到全省。從2004年起，對民族地區免征農牧業稅及其附加，對其他地區的農業稅稅率統一降低3個百分點。從2005年起，在全省范圍內停止征收農業稅及其附加，比全國提前一年。

　　為鞏固稅費改革成果，省委、省政府又著手推進農村綜合改革。2005年7月，在德陽、資陽兩市以及雙流、武勝、通江、茂縣啟動農村綜合改革試點。2007年，全省全面鋪開農村綜合改革，主要內容是鄉鎮機構、農村義務教育和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到2012底，我省農村稅費改革任務全面完成，鄉鎮機構改革任務基本完成，農村義務教育改革、縣鄉財政管理體制改革、集體林權制度改革、公益性鄉村債務化解等工作穩步推進。

　　7 創新農業經營機制

　　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行后，單家獨戶從事小規模農業生產的弊病也開始顯現。為此，40年來我省作出了多種方式的探索。

　　完善雙層經營體制。1982年初，省委強調要處理好統與分的關系，并明確提出10個具體方面的統一。1987年，省委進一步強調，要搞好基層合作經濟組織建設，使農民家庭經營的積極性和集體統一經營的優勢都得到充分發揮。2001年，省委印發《關于積極穩妥地推進農村土地經營流轉的通知》，明確提出：在堅持所有權、穩定承包權的前提下，放活農村土地經營權，允許和鼓勵城鄉企事業單位和個人到農村經營土地，發展農村經濟。

　　發展專業合作組織。我省農民專合組織萌芽于上世紀80年代初期。當時以技術交流合作為主，是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雛形。省委、省政府對此十分重視，要求積極引導發展。上世紀90年代后期，面對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各種形式帶探索性的合作組織不斷出現。2003年省委召開全省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座談會，并印發指導意見；2004年召開現場會部署推動；之后多次出臺政策，不斷強化政策扶持和規范發展。到2017年底，全省農民合作社已達8.9萬個，有成員401萬戶，已成為農業經營的一種重要組織形式。

　　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1979年省委提出，農村經濟的發展要走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農、工、商綜合經營的道路，并要求各地試辦一兩個生產、加工、銷售“一條龍”的農、工、商聯合企業。1994年開始，我省借鑒山東等地經驗，發展農業產業化經營，出臺扶持政策，多次表彰優秀龍頭企業。2001年省委指出，農業產業化經營是繼家庭承包責任制后，農業經營體制的又一重大創造。黨的十六大以后，省委形成了“推進產業化，全面建小康”的農村工作思路，明確提出要以農業產業化經營統領農村經濟發展。2011年進一步提出要大力推進“兩個帶動”，即帶動農民發展現代農業、帶動農民持續穩定增收。到2017年底，全省有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4460家，各類產業化經營組織帶動農戶1364.05萬戶，帶動面達65.5%。

　　8 建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 

　　讓農民享受城鎮居民同樣的社會保障，是農村改革一項重要任務。這個目標雖還未完全實現，但基本制度已經形成。

　　建立農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2003年我省在5個縣（市、區）啟動了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試點工作，之后不斷擴大試點范圍。2008年全省全面推進新農合工作，到年底所有涉農縣（市、區）全部建立新農合制度，農業人口參合率達92.43%。2016年在全省范圍實現了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險、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兩項制度整合，建立了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截至目前，全省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參保覆蓋率達98%，政策范圍內報銷比例達75%。

　　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2009年，省政府在21個市（州）的21個縣（市、區）啟動開展新農保試點。2012年，所有縣（市、區）全部納入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覆蓋范圍，農村居民全面進入“老有所養”新時期。2014年底，在全省范圍實現了新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和城鎮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合并，建立了統一的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制度。

　　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2000年3月，全省城鄉低保工作座談會將農村低保作為一項重要工作任務安排部署。到2004年，全省已經有83個縣（市、區）實行農村低保制度。2005年省委、省政府決定在全省建立規范完善的農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到2006年，全省所有涉農縣（市、區）全部建立農村低保制度。2014年底，全省實現統一低保標準低限，并由市（州）統一區域范圍內低保標準。2017年全省農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低限達到國家扶貧標準，實現“兩線合一”。

　　9 推進新農村建設

　　2005年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提出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以來，省委、省政府把新農村建設作為“三農”工作統攬，走出了一條具有四川特點的建設路子。

　　2006年開始，省委全面啟動新農村建設工作，印發規劃綱要，開展試點示范，2009年進一步確立了成片推進新農村建設的工作思路，啟動了新農村建設示范片工作。在總結汶川特大地震災后恢復重建經驗中，省委、省政府要求學習借鑒災后重建與新農村建設相結合的經驗，堅持總體規劃、分類推進、分步實施，把新村建設放在更加突出位置，連片推進、以片帶面。各地積極探索創新，形成了“藏區新居”“彝家新寨”“巴山新居”“烏蒙新村”等具有鮮明地域特色的建設模式。黨的十八大以來，省委、省政府對新農村建設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強調合理確定新村建設模式和聚居規模，推廣“小規模、組團式、微田園、生態化”；堅持新建、改造、保護相結合，建設一批“業興、家富、人和、村美”的幸福美麗新村；堅持生態優先，保持田園風光，展現農村特色和個性魅力。2016年省委、省政府又啟動了以“住上好房子、過上好日子、養成好習慣、形成好風氣”為目標的“四好村”創建工作。

　　經過十幾年不懈努力，我省累計建成幸福美麗新村25951個，并在推進機制、工作思路、建設風格等方面形成了相對成熟的經驗。2018年初，習近平總書記來川視察時對我省新農村建設的做法給予了充分肯定。

　　10 推進扶貧脫貧工作

　　四川農村貧困問題歷來十分突出。1978年全省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絕對貧困人口有2600萬人，絕對貧困發生率為39.9%。40年來，歷屆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視扶貧工作，扶貧脫貧事業取得顯著成就，大體可分為5個階段。

　　1979年到1985年，我省率先推行土地“大包干”的農村改革，農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普遍性貧困狀況得以徹底改變。全省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絕對貧困人口減至1509萬人，絕對貧困發生率降至22.8%。

　　1986年到1993年，省委、省政府在全省范圍開展大規模扶貧開發工作，確立了開發式扶貧方針。全省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絕對貧困人口減至877萬人，絕對貧困發生率降至12.7%。

　　1994年到2000年，我省制定并實施《四川省七一一八扶貧攻堅計劃》，連續7年大打扶貧攻堅戰，到2000年底，農村沒有解決溫飽的絕對貧困人口減至308.2萬人，絕對貧困發生率降至4.4%。

　　2001年到2013年，扶貧開發進入新階段，國家提出了低收入貧困人口新概念，省委、省政府印發10年扶貧開發規劃，實施系列扶貧工程，把四大片區作為主戰場，要求貧困地區與全省同步實現全面小康。到2013年底，全省有貧困縣88個、貧困村11501個、貧困人口625萬人，貧困發生率為9.6%。

　　2014年以來，我省扶貧工作進入精準扶貧精準脫貧新階段，省委作出堅決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全省上下把脫貧攻堅作為最大政治責任，狠下“繡花”功夫，取得決定性進展。到2017年底，全省貧困人口減少到171萬人，貧困發生率下降到2.7%，2016-2017年實現20個貧困縣摘帽、6206個貧困村退出。

　　40年中，我們推進的改革工作還有很多，如供銷社改革、農村金融改革等，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省委、省政府把農村改革擺在突出位置，明確主攻方向，建立推進機制，出臺政策舉措，全面考核激勵，農業農村改革不斷取得新成效。

　　貳

　　40年積累的寶貴經驗

　　40年的農村改革發展，我們不僅收獲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也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驗。

　　堅持基本制度不動搖。40年中無論推動什么改革，無論遇到什么樣的情況，我們始終牢牢堅守改革底線，那就是農村集體所有制、農村基本經營制度、村民自治制度這些基本制度不能動，確保了農村改革不出現大的偏差，始終沿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這條經驗關系農村改革的方向和道路問題，必須長期堅持。

　　堅持維護農民權益、增進農民福祉。我省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廣大農民群眾的各項權益作為農村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把農民群眾是否滿意作為檢驗改革成效的根本標尺，得到了農民群眾的衷心擁護，也確保了改革的順利推進。

　　堅持試點先行、穩步推進，不搞大轟大隆、不強求一律。這既是經驗，也是教訓。在農業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我們有深刻教訓。在后來的農村改革中，我們注重試點先行、穩步推進，注重因地制宜、分類指導，有效解決了落實層面的具體問題，節約了改革成本，實現了有序推進。新時期的農村改革很多是自上而下的部署推動，更需要堅持這條經驗，用好了可以事半功倍。

　　堅持尊重農民首創精神與頂層設計推動相結合。回顧40年，每一項重大的改革突破，都是既有基層的大膽探索、農民的首創嘗試，也有省委的堅決支持，缺一不可。沒有省委、省政府的堅決支持，只要求基層大膽探索是不現實的。這對于新時期農村改革工作很有啟示意義。對于事關重大的改革探索，需要省委、省政府為基層背書撐腰，否則基層很難會有動力。

　　堅持改革戰略定力，對認準的事情不搖擺反復。改革是破舊立新，難免會觸動既得利益，難免會引發不解、議論甚至反對，有時甚至還有風險和壓力。歷屆省委、省政府對認準了的改革方向，敢于堅持真理、保持改革定力，多次在關鍵時期穩住了軍心，沒有搖擺反復，最終走出柳暗花明。新時期的農村改革，涉及城鄉關系調整，涉及更多利益矛盾，必然會有阻力和波折，更加需要保持這種堅韌的改革定力。對此，我們要有足夠的思想準備。

　　堅持不斷完善城鄉和工農關系。“三農”問題的本質是城鄉發展不平衡。40年來，從農業養育工業、農村支持城市到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從以工促農、工農互惠和以城帶鄉、城鄉一體再到城鄉融合發展，省委、省政府始終牢牢把握不同發展階段的現實和要求，不斷提升城鄉融合發展水平，特別是在破解城鄉二元結構、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和公共資源均衡配置上不斷取得重大突破，給農村發展注入新動力，讓廣大農民平等參與改革發展進程、共同享受改革發展成果。

　　對改革最好的紀念就是將改革進行到底。當前，我省農業農村發展已站在新的起點。做好新時期農村改革工作，就是要緊緊圍繞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堅決破除體制機制障礙，逢山開路，遇水架橋，強化鄉村振興制度供給，在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現代農村集體產權制度、鄉村發展用地保障機制、鄉村人才振興制度、財政投入保障制度、鄉村振興金融服務體系、城鄉民生共享機制、現代鄉村善治體系、鄉村振興統籌推進工作機制等方面持續發力，奮力推動農村改革取得更大突破，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實現我省由農業大省向農業強省跨越作出更大貢獻。（中共四川省委農村工作委員會）